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紫砂艺术中的文人书画

时间:2012-01-29 23:24来源:未知 点击:
  

  自文人参与紫砂以后,器件上往往留有文人或名人的镌刻.他们先是在陶坯上写字作画,自己镌刻,但大多是由宜兴专门从事陶刻的艺人来完成,再进行烧制,使本来朴质自然的紫砂熔入了浓厚的文化,更加惹人喜爱。

  一、两件紫砂文玩上的山水画和书法

  诗词书画在紫砂上出现,明末清初也有,并不多见。兴盛期应是清、嘉道年直到民国。这一时期虽然有很多文人名人喜爱在紫砂上写诗作画,也有宜兴陶人在镌刻上有一些高手,他们不但为文人镌刻,而且仿前辈画家的笔法,或自己创意镌刻,也给我们留下诸多好的作品。时至今日,倒是见得不多了。

  紫砂器上镌刻的诗词书画不但使作品上增添了美感,从另一方面看,字画上面的题材、款识、年月、都能为后人研究当时人文风貌、社会背景、民风民俗等提供许多信息。

  这里有两件紫砂文玩镌刻,是清末至民国的作品,以供大家欣赏。

  “紫砂兽耳双环方瓶”年代:清。高:30厘米。小口,瓶身上小下大,底部略收,左右耳部兽面 环、方足、器件古朴高雅、瓶面刻有一幅山水国画,高山流水、树木茂盛,古桥上有一高士,镌刻者刀笔刚劲,洒脱利落,特别是桥上身着古装的老者,只需廖廖数笔则勾画出柱杖缓缓过桥的生动情景。画的左上方落款为仿白阳山人笔法,竹岩作。白阳山人是明代吴派画家,名陈淳、字道复,号白阳山人,有记载称:“天才秀发、下笔超异、山水师米南宫等,不为效颦学步,而萧散闲逸之趣,宛然在目”。在此,我们从这件器物上不但看到紫砂之美,镌刻之功力,而且欣赏到明人的画意和笔法。瓶的背面刻有一幅秋菊图,画有菊花、枝叶遒劲、刀法酣畅、右上方题字为“秋菊有佳色”。

  紫砂白泥方插牌,27厘米*27.6厘米见方,这是一件典型的文人参与作品。插牌正面镌刻山水画意,淡染绿色,小桥似一渔人,身着绛朱色上衣,很为醒目,如点睛之笔。流水环绕河中一帆渔船,河上数只白鹭,这亦是一幅中国画。用笔细腻,层次分明,树林中的草棚茅舍,远山近水上的小桥人物,绝思巧妙,一派大自然之景象,尽收眼底。镌刻者以刀代笔,细微之处,令人叹为观止,画的上方围绕画意有五言诗一首:流水随村转,青山笔雨肥。柳过双白鹭,也上钓鱼矶。落款为“癸酉年岩如镌,癸酉推算应为1933年,应注意的是:落款岩如旁边有一刀刻圆形章:“阳体岩字”这是清末民国时期紫砂镌刻者形成的一种风格。

  插牌的另一面为隶书体诗句:“以水为家独羡君,西风古渡绝人群。春心一点怜红拂,秋意十分到紫云。”读来朗朗上口,很有情趣。落款是:桐荪先生雅嘱,振新监制。“字为行草、章法讲究这件作品是桐荪先生向宜兴专门订制,振新是宜兴制陶商号或窑厂,岩如则是刻陶艺人,按定货者之嘱,悉心镌刻,由振新监制。可以看出,桐荪先生(待考)定是一文人雅士且热爱紫砂。至于岩如,我们知道他是一位著名镌刻高手。其实他也善于制壶,而且所制之壶,绝不逊于当时名家。二三十年代曾在经营宜兴陶器公司店号吴德盛工作,专事镌刻。这件紫砂白泥方插牌上的字画,便是他的代表作品,而我们常看到市场上有大量署款岩如的紫砂器和壶,字的潦草和画的拙劣,如借鉴此紫砂白泥方插牌相比较,对照一看,便知其真伪。

  顺便提一下,此紫砂白泥方插牌,使我特别珍爱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老友王念石先生二十年前所赠,念石先生与我同龄,数十年感情如一日,谈笔风生,称兄道弟。他深知我酷爱紫砂,慨然赠之,今日写此短文,友谊之情油然而生。

  二、陈鸿寿、朱石梅对紫砂书画的推进

  紫砂器上写诗作画,在清、嘉庆、道光非常盛行,这主要有两位文人做出很大的贡献,一位是陈鸿寿,一位是朱石梅。

  陈鸿寿曾任宜兴县令,为官一任,造福一方。清朝的县官当然也想使辖区的人民生活得好一些,他不但鼓励当地陶工生产,而且还协助陶工设计壶的式样有十八种以上之多。其中以四方、六方、井栏、瓦当、石瓢、葫芦、直筒、圆珠等壶最为常见。设计这类壶主要是壶体光洁素面,能使文人可以任意在壶身展现自己的才华。

  陈鸿寿是浙江钱塘人,字子恭,号曼生。传有“曼生十八式”流传至今。其实何止十八式,我曾看到有曼生铭款一百以上。一位县令能体恤陶工,深入民众,亲自设计制壶,这不能不说对宜兴的广大陶工民众生活的改善,对扶植发展紫砂壶的品种创新、开拓紫砂市场起了很重要的作用。他的另外一大贡献,就是兴起了在紫砂上写诗作画。由于陈鸿寿本人就是一位文人,书法篆刻、极有造诣。他是西冷印社八家之一。为了进一步提高紫砂品位,使陶人生活得更加富裕,用他自己县令加文人影响,号召当时很多文人一起参加在壶上刻字作画,以诗词来抒发思想感情和才华。

  陈鸿寿是不会制壶的,而同时代制做壶的人很多。除杨彭年外,还有他的兄弟杨葆年、杨风年、吴月亭、邵二泉、万泉、壶痴等人。壶上刻的诗词,除有他本人的作品,一批文友名士都争相仿效,愿意在紫砂上舞文弄墨,成为时尚。但大多署刻款:“曼生”,故而都统称“曼生壶”。但曼生壶必具两个条件:一是制壶者必须是名家;二是诗词必须有文采。自此高品位的紫砂壶一经面世,如同当时字画一样就身价不菲,除了紫砂爱好者争相收藏,一些达官贵人,富豪巨商,为了附庸风雅也不惜重金争购。一时间有了壶以文贵,编号为4114,比4114号数字更多者,还有壶身镌“曼公督造茗壶第四千六百十四者为 泉清玩”可见其影响之远大。身为一位地方官,因地制宜,用当地的资源,开发利用,注入文化艺术,使紫砂有了高深的文化内涵,改善了陶工生活,这不能不说陈鸿寿居这方面做出卓越的成就,这在紫砂历史上是不可磨灭的。

  清、嘉庆道光年间,在浙江绍兴文人名泉坚,字石梅,又号石眉,这位名人以书画见长并热爱紫砂,他曾经著有《壶史》一书,可惜已经遗失。试想,如果此书能够有幸一旦发现,那对于研究紫砂的历史一定是非常可贵的史料价值。就这一点讲,朱坚这位名仁也是可敬佩的。另外,我们今天看到传世的紫砂胎锡包壶,共钮、把、壶嘴用三棵玉镶制的茶壶称锡包壶,又称“三颗玉”。壶身式样是采用曼生十八式中的某些式样,亦在壶身写诗作画,这种锡包壶就是朱石梅创制的。

  朱石梅创制的锡包壶,和曼生壶一样,主要是文人雅士在壶上表现诗词书画。所不同的是诗画上的作者都署用自己的名字,而不是像曼生壶署款那样俱是曼生。由于锡包壶复杂工艺,却没有曼生壶普遍受到欢迎。虽然锡包壶也受到上层特别是文人的喜爱,也是高品位茗具,但是到了晚清几乎绝迹。究其原因,除工艺复杂、泡茶实用功能差,还在于一开始锡包壶就定位在文人的孤芳自赏上。或许他们根本就不想商业操作,即使想,其影响也不及当地县令陈鸿寿。就朱石梅、陈鸿寿他们二人对宜兴紫砂参与诗词书画、篆刻等文化和设计创新紫砂的式样品种,在历史上应该是起了里程碑的作用。

  (图三)曼生壶,为井栏式壶,通高8。0厘米,紫砂白泥,做工极为细腻,盖口、壶把、壶嘴线条清晰有力,由于长期使用抚摸,十分光滑圆润,壶身刻有“竹里烟霞绕,壶中日月长”署款曼生,笔力遒劲,刀法老练,底款为曼生鉴制印记。此壶得到时无盖,后由壶友、国画大师亚明题字,紫砂一厂工艺师吴贞裕镌刻助工周洁萍配盖。以上三位都是我的好友,得使此壶重放光彩,盖铭“沙志明君喜得曼生壶,憾无盖,美无足,巧有洁萍配之,终了愿。亚明。”

  亚明在画界上享有很高的盛誉,是江苏省国画院院长,绘画之余,喜爱紫砂,常与我畅谈壶趣,如数日不见也相互写信交谈。后他迁居苏州东山,忙于修建住宅、绘制壁画等创作,而我又从事紫砂方面的材料整理,只能互致电话问候,岁月匆匆二十年过来,如今亚老已仙逝,睹物思宁,憾慨不已。

  他于50年代曾设计亚明四方壶,由当时著名艺人王寅春制作,至今亚明四方壶仍为宜兴紫砂壶保留传统式样。

  (图四)四棱锡包壶,通高9。9厘米,壶身斑剥,所刻之句尚能认出:“桂香徐徐秋风里,晓露盈盈滴海棠”署款石梅,说起此壶也有一段由来。邻家维修房屋,清理老墙碎砖时,发现壶身满是石灰泥浆,民工正要用铁锤击扁,取出玉石,然后去卖废锡时,被我阻止后于两包香烟换得。我清洗去污垢,由于年长日久,石灰泥浆已浸入锡中,壶身之字也很模糊,但石梅落款和壶内部底部方章杨彭年制仍然清晰,后经仔细辨认,才认出壶上的诗词。我特钟爱此壶,不全是为了它是名壶、名人制作、名人镌刻、词意文美,主要是此壶饱尽历史沧桑,压在断墙瓦砾之下,不知经历多少年,遍身伤痕累累,不见天日,在愚昧民工手下,险些粉身碎骨,可是在我眼里,它是宝贝,它是一名铮铮铁骨的汉子。如今它展示在我们面前的是历史,是艺术魅力。它那百折不绕,满身伤痕好像是告诉人们岁月对它的不公,它的伤痕更是一种残缺之美。

  三、承前启后,任幹庭镌刻艺术

  在三、四十年代做紫砂的陶人,他们生活十分贫困,尤其是到了中日战争爆发,窑场纷纷倒闭,运输困难,其中有一些制陶高手如:王寅春、顾景洲、裴石民、冯桂林、俞国良、程寿珍等到上海去谋生,在上海经营紫砂陶器的各大店号,为使得这些陶工接触许多当地上海名人文人同时,也提高了自己文化素养,他们也为古董商仿古制作一些高档紫砂而大开了眼界,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名作。但大部分宜兴的陶人都生活得非常凄苦,更不用说在壶上写诗刻画了,就连当时镌刻高手任 庭这一时期也无所事事,生活漂泊不定靠卖画为生,可以看出当时陶业之凋零。

  任幹庭的大半生,可以说是生不逢时。

  任幹庭原名缶硕(1889—1968年)他的镌刻书法能正草隶篆,绘画山水人物,梅兰竹菊,刀法应用自如,他用刀的轻重缓急来表现笔墨的浓淡干湿,能使中国的书法绘画在紫砂上表现出极高品味的装饰性。他紫砂镌刻有如此的功力,来自于他的幼年好学,刻苦勤奋,他的书法继承了清、四王风格,书法则以隶书见长,因而为他一生在紫砂镌刻的事业上打下良好的基础。(图五)我们这里看到的一对紫砂筒,外敷一层本山黄色泥,每只筒上刻有飞燕一只,下有流水落花,从这件作品上我们看到了他的刀法熟练,两只栩栩如生不同姿态的飞燕,翱翔在流水的上空,水面上飘着数朵荷花,这是一幅初夏的景色,用春天飞燕来表现落花流水春去也的意境,落款:仿大涤子笔意松道人并刻,大涤子是清代画家,名释道济,号青湘老人,又号大涤子,山水自成一家,下笔古雅,设想超逸。松道人就是任幹庭的号,他镌刻署款常用原名,也用松道人、清道人、任硕、缶硕、漱石、幹庭、淦庭等。两件紫砂筒制作的时间从落款上看是:时在壬午冬月仁和制、幹庭刻,壬午年是公元1942年,这里两件紫砂筒的落款都有一枚圆形章,阴刻为“任”,其实就是用刀镌刻的,这也说明刻者当时的一种风气。

  其实中国书法绘画与紫砂工艺的结合,就自然地表现了超脱高雅的艺术品,任幹庭的镌刻艺术所以能深得人们的好评,主要是赖以他幼年间的勤学苦练,据说他脑子里,明清时各名家画稿和各类书法字体有数百幅之多。作为腹稿,加上他各种刀法技艺,因此他的作品中,每件都无须先用毛笔画上再刻,而且每件皆精。就这件紫砂筒来看,字是用单刀侧入,刀法流畅;而飞燕则用双刀、燕身用刮刀。用刀之准确、大胆,可以看出其深厚功力。说任 庭是紫砂眼镌刻的一代宗师,是一点也不过份。他在五十年代初,参加了宜兴陶业生产合作社后才过上了稳定的生活,从此焕发了他的艺术智慧,更进一步为了发展紫砂艺术。他的作品曾多次获奖而且是一位高产能手。由于他对紫砂工艺的特殊贡献,当时被评为工业特等模范。说起来使人难以置信,在参加合作社之前,尽管他一天能镌刻紫砂一两百件作品,累死累活,也难得温饱。想想现在宜兴从事镌刻的艺术工作者,相比之下真是新旧社会两重天!

  任幹庭在紫砂镌刻上也是一位承前启后的开拓者,无于伦比的奇人,他能用双手同时书画镌刻。他的贡献,除了他饱览中国书法绘画并应用在创造紫砂装饰上,更主要是培养了一代新人。如今他们已是这方面工作的骨干,取得辉煌成就,在紫砂镌刻上已经成为工艺师,高级工艺师,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等,比比皆是,无用讳言,盖出于任幹庭大师的门下。

  任幹庭逝于1968年。在他逝去十几年后,他没有看到紫砂的繁荣,也没有享受到他本应该享受到的生活和快乐,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。从现在算来,任幹庭离开了他从事一生的紫砂镌刻事业已经三十五年了,我以为,现在公办、民间研究紫砂的部门和组织机构很多,应该对任幹庭的艺术、教学等贡献,做一次学术纪念,这对弘扬传统技艺、研讨紫砂发展、尊师爱教的传统美德,都有一定意义。

  我想,对人民、对艺术凡是做过贡献的人,历史一定不会忘记他们。

  文革紫砂也精彩

  时光易逝,岁月难留,上了岁数的人对自己过去的年代和事情总是有一些思念和怀旧,加上社会进步,改革开放,人们生活富裕,物质上、精神上都大有提高,盛世收藏热已成为一种文化品位的追求。现在经常看到收藏圈子里有专一收藏文革时期藏品,如字画、像章、邮品以及印刷品等等,不一一列举。

  本人喜爱收藏紫砂,大多以明清至民国为主,当然也有文革时期的紫砂,有数十件之多,老实说这类藏品对我来说是很不在意的,因为它们年代太近,而且当时价格不高,上世纪九十年代在旧货市场上、店铺里由于它们并不起眼,而备受冷落,我和当时人们的心态一样,也是不愿意花很多钱去光顾它们,我的许多文革紫砂的来源,有两个方面:一是我年轻时交友甚广,友人们知道我喜爱紫砂,交往时常以紫砂相赠,这里面以文革壶较多,我也以礼回敬,一来二往,就有了文革方面的紫砂。二是市场上从事贩旧壶者,一批紫砂或三五件,或七八件不等,不论好坏,不零售,要对方全部买,圈子里俗称“一枪打”,成交后这里面也有一两把文革壶,这样日积月累,文革壶也就慢慢地多了起来。时至今日,回过头来再看看这批藏品,确实也有令人刮目相看的,于是我选出了四件藏品,它们的共同点是:砂泥正宗,制作讲究,都有时代的印记。不同的是式样各异。我经过仔细挑选,以供大家品赏。

  鼓形暖酒壶(图一),通高9厘米,整体是双面鼓的造型,泥色紫红,盖和底都有十三颗钉状,以示蒙在鼓面牛皮之用,开盖以后,壶内放热水,中间一只盛酒杯用来温酒独自一人酌饮,故名鼓形暖酒壶。其实此壶式样古来有之,乃宜兴紫砂传统之器。壶的一面镌刻山水,一面书法为:“万山红遍、层林尽染”(摘自毛泽东1925年作“沁园春?长沙”中的两句),盖上刻有篆书“永宝用享”四字,底部横印“鼓暖杯”阴刻,盖的反面有“吴玉凤”印章,是此器制作者之名。

  朱泥调色扁圆罐(图二),通高5厘米,直径12厘米,这是文人绘画时用来调色的文具,盖内中心为圆格,周围分为八格,各种颜色任意调配使用,罐身里用太极格分开,作为洗笔。此罐砂质正宗,做工考究,盖上刻一枝梅花,刀法老辣遒劲,落款“红雨刻”罐的周围刻有“风雨送春归,飞雪迎春到。红雨刻于紫砂工艺厂。”刀法十分流畅老到,而且可以看出书法都是用繁体字刻出。诗词的内容是摘用1961年毛泽东“卜算子?咏梅”的第一句。镌刻中署款红雨,其实不是作者真名,我见过不少署款如“劲松”、“红雨”、“向阳”、“丛中笑”等在紫砂上的这些署名,这也算是时代的印证。

  黄泥八方双耳罐,通高11厘米,此罐端正规范,顶部为四方桥钮、短颈、披肩、双耳亦是四方,罐身八面组成。底部略收,圆口、圈足,底款方形阳体为“秀芹”,壶身一面刻竹,一面刻有“一九六九年,紫砂厂制”,“不到长城非好汉”,这是毛泽东诗词“清平乐?六盘山”,作于1935年10月。而壶上的一九六九年是此罐的生产日期。此罐虽为装茶叶之用,然而式样和传统的茶叶罐不同,在当时也算是创新。

  菊球式壶,红泥,通高9.5厘米,这是宜兴紫砂厂的传统产品,这把壶在制作上非常工整,壶身的装饰,一面是字,一面是画,不是用刀镌刻的,而是用泥绘。泥绘应用在紫砂装饰,在清乾隆、嘉庆时期很盛行,嘉庆以后,紫砂上诗词书画流行用刀镌刻,泥绘则逐渐减少,到了后来,几乎很难见到,文革时期在“文革壶”中又偶尔见到这种泥绘装钸。这件菊球壶的壶身绘了当时非常时尚的图案,在繁枝茂叶三朵向阳花(葵花)上面有三本书,这三本书是毛泽东著的《为人民服务》、《纪念白求恩》、《愚公移山》。壶身的另一面写的是“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”,书写端正、排列整齐,壶的底款为长方形章,阳体菊球二字,说明壶的式样是菊球式壶,盖款方形印章阴体三字为“谈洪泉”,便是壶的制作者。收藏这把壶在于它的历史价值。

  1968年到1978年,这十年大家都称为文革时期,这一时期发生过很多的事情,自1968年算到如今已过去三十多年,上了些年纪的人都亲身经历过,有许多说不完的故事,是非曲直,记忆深刻。文革中紫砂是那一时代的产品,也算是不可再生的文物,这四件紫砂器似乎又使我们回忆起那激情的岁月,从另一方面来讲,它们也成了时代的见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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